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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古陶瓷在广州安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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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古陶瓷在广州安家

   广州市普公古陶瓷博物馆内,400多件瓷器依次排开,其中不乏稀有的高古瓷器,新石器时代至今的陶瓷发展史跃然眼前。此前,广州常被业内称为“高古沙漠”,几乎没有高古瓷器,更没有收藏和研究氛围,直到蒲重良带着诸多藏品在此“落户”。

   作为广东省博物馆协会非国有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,蒲重良希望能在未来集结广东乃至华南地区的同行,合力形成广东地区的非国有博物馆群体效应,借民间藏品讲好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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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在广东文博界,有一对特别的“父女档”博物馆馆长-k22父亲蒲重良、女儿蒲亭利。父亲为古陶瓷鉴定痴狂,女儿钟爱瓷器修复。从2013年起,他们扎根在广州德政南路,四层楼高的普公古陶瓷博物馆内,摆满了蒲家的藏品。

   蒲重良年轻时从四川南下广东创业,白手起家,打拼20余年成广州古鼎艺术品家和水利专家,受父亲爱好瓷器收藏的影响,女儿蒲亭利从小钟情历史,又对古陶瓷萌发了浓厚兴趣,从事金融业后辞职回到文博领域。至此,蒲家的收藏实现了代际传承。

   如今,“父女档”馆长的搭配,是普公古陶瓷博物馆一张独特的名片,也在运营思路上碰撞出了一些火花。在展陈上,父亲看重藏品的规格等级,负责把控馆内藏品采购的品质,希望能更多展出重磅文物;而女儿更喜欢年轻化的陈列方式,将许多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外销瓷摆在显眼位置。

   “小时候,父亲带我去荔湾区的老街,那里藏着很多卖古玩旧货的商铺。通过不断‘淘宝’,他教会我一些基本的鉴定方法,比如看瓷器的胎、足、釉、画工等。”蒲亭利回忆,兜兜转转多年后,自己还是迈入了文博行当,是受了父亲影响。

   蒲亭利记得,自打父亲迷上收藏,家里就几乎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,从柜子到沙发上,都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盒子,装着他从各地淘来的“宝贝”。

   其中有件如今博物馆里的“镇馆之宝”-k22从日本拍回的战国青瓷甬钟,状如青铜器编钟,国内难得一见。蒲重良把它严严实实包裹在麻绳扎紧的箱子里。有时深夜醒来,他忍不住搬出这件瓷器,拆开外盒,就着昏暗的灯光仔细琢磨,越看越兴奋。

   这些年,蒲重良跑遍了世界各地,他说:“做收藏必须到处跑,不管是纽约、巴黎、柏林,拍卖会我都要去。”

   蒲重良对陶瓷的痴迷也影响了女儿蒲亭利。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学金融的她,同样从小钟情历史,广州是她接触古玩市场的k22站。每到周末,同学去逛街,她却跟着父亲去逛古玩市场。

   蒲亭利回忆,曾经自己想报考考古系,被母亲一把拦住。没想到,兜兜转转多年后,自己还是迈入了文博行当。

   随着藏品数量越来越多,蒲重良在2010年前后有了建博物馆的想法。适逢广州市越秀区宣传部抛来绣球,三年后,广州市普公古陶瓷博物馆顺利落户在德政南路。

   为了帮助父亲运营博物馆,蒲亭利辞去原本的财务工作,投身文博业。“我没有犹豫,而且金融跨界文博,也有更多值得探索的空间。”蒲亭利说,非国有博物馆需要更多考虑运营资金的难题,金融恰好可以为博物馆赋能,希望探索基金会、文创加金融等模式,让博物馆可以持续发展。

   和广州古鼎艺术品间,蒲重良的微信上不断有人发来一连串的藏品图,希望他收入囊中。尽管没有看到实物,蒲重良还是能通过图片对其优劣判断一二。“现在看得比较准,但是刚入行时还是吃了很多亏,‘学费’更是没少交。”

   上世纪年代初,蒲重良k22次买藏品。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,他看什么都新奇,在朋友的怂恿下,他用4000元的单价买了不少汝窑的瓷器。“现在回想起来都想笑,这点钱怎么可能买到汝窑的完整件。但是当时就像买青菜一样地到处买。”

   这些初期入手的仿品、艺术品很多如今还“躺”在蒲家的仓库里,蒲重良不卖,也不摆到家里,担心误导别人。

   后来,他想明白一件事-k22收藏要找对“圈子”,对文物的认识和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他报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古陶瓷鉴定班,结识许多专业行家,一学就是三年,慢慢摸到了门道,积累起相应的系统知识。

   由于汉代陶瓷在陶瓷领域属于冷门类,不仅的人少,就连文献资料也难找。蒲重良四处搜寻、钻研,把自己逛古玩市场、博物馆的所见所得撰写成《广州古鼎艺术品》,其中不少陶瓷藏品在普公古陶瓷博物馆就能欣赏到。

   比如二楼展柜中,一件三足鼎立、自带鼎盖的原始青瓷鼎就常常勾起观众的好奇心,不仅造型优美,盖面上还有典型的岭南纹饰。“这是汉代岭南贵族用来煮食的炊具,也称为越式鼎,因为是难得的完整器,此前也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”蒲重良说。

   蒲重良看重藏品规格,源于对瓷器鉴定的热爱。在广州市普公古陶瓷博物馆刚刚开馆时,正值各地有不少机构打着私人博物馆的名义展出、兜售仿品,蒲重良公开发声:“欢迎社会公众来参观,如果发现我的馆里有一件赝品,就奖励5万元。”

   当时还真从全国各地来了好几批行家,饶有兴致地扎在他的馆里。“我不担心,因为展品经过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的鉴定,也请各个窑口所在的省考古所专家来帮我把关。既然要做博物馆,就想做一流的。”

   这种看似盲目的自信,其实来自于他“闯”仿古窑口的一段特殊经历。起初,他在清华学古陶瓷鉴定,常听人说,“看得懂老的真品,不一定看得出新的仿品。”而对于收藏来说,高仿就是的困扰。

   于是,他乔装成赝品买家,跑到各个高仿窑口,摸索“最前沿”的造假技术。“我想找到当地仿得的,比如河南、江西、河北的一些窑口从西周开始就在生产了,所以仿造水平很高,产业链也很长。”

   在仿古窑口,他看到了整件瓷器制作的过程,比如在汝窑的瓷器上要磨出一种裂痕状,工匠会用铁棒、铁刷子刷后再用酸水氧化;把挖出来的坟土和牛粪和好以后,做出仿青铜器深埋地底已久的效果……

   他发现,仿得再好,也还是会有瑕疵。比如瓷器的胎、釉面、文字等细小之处,还是容易看出差别。在“卧底”了几年后,蒲重良逐渐搞懂了‘仿’和‘老’的区别,甚至能一眼看出一些赝品出自哪个地方、哪位工匠之手。

   “三个月不去景德镇,眼睛就会落后。”他始终记得中国陶瓷鉴定界的泰斗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说的这句话。如今,蒲重良还会定期这些窑口的动态,也定期在博物馆里向公众开放免费的鉴定服务,把这些冷门的古陶瓷鉴定知识普及给更多人。

   一边是父亲痴迷古陶瓷鉴定,另一边女儿则迷上了陶瓷修复,在博物馆里搭起了一间专属的文物修复实验室,放满了修复工具和待修复的器物。

   有一回,蒲亭利在参观时见到一件从日本借展的瓷器,经过修复后依旧光彩照人。一打听,这是日本修复瓷器常用的方式-k22“金缮”,结合了中国的漆艺和日本的修复手法。“经过修复的物件,其实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,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。而中国也有悠久的陶瓷修复历史,这些宝贵的修复技艺急需我们的学习和传承。”

   为了尽快学会古陶瓷修复,蒲亭利在圈内到处打听,辗转认识了古陶瓷修复大师、国家非遗传承人蒋道银。当时他已从上海市博物馆退休,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学,平日里难得见上一面。“听闻蒋老师寒假会去三亚,我就决定也跟着去三亚学习。”蒲亭利的真诚打动了蒋道银,答应教她这门手艺。

   因为古陶瓷修复要用的工具非常繁复,刀具、石膏粉、粘接剂、稀释剂等等大多不允许带上飞机,蒲亭利就开着车拉着工具,去三亚开始学艺之路。“只要蒋老师有一点空闲,我就去学艺,不管是上海还是三亚,只要老师有空。”

   看到蒲亭利在这一行找到了自己钟爱的研究方向,父亲蒲重良很欣慰,自己的这份热忱、这么多年的收藏可以延续下去,还能让社会公众看到。2018年底,他又在家乡泸州建起了一座长江博物馆,展出钱币等多种品类的藏品。

   “既然决定建博物馆,就是把东西全部捐给社会,我想用一种更好的方式让这些传统文化完好地流传下去。”蒲重良说。

   蒲重良:我们正在组织非国有博物馆发展论坛,希望能邀请粤港澳三地多家博物馆馆长一同参与,形成华南地区非国有博物馆群体效应,与国有博物馆共同构成完整的博物馆体系。广东在市场方面有着全国领先的优势,如何以此与博物馆的发展相互赋能,为博物馆提供设计、资金等方面的支持,是未来我们希望突破的难题。

   蒲亭利:人文湾区,大家更加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分量。我常常看到有父母领着小孩子到博物馆来参观,尤其是附近的居民。非国有博物馆事实上受到了社会扶持,也应该更多回馈社会、服务社区,未来我想在馆里尝试设置一些古代生活文化体验区、小型图书馆,让博物馆更加贴近大家的生活,让文化真正融入社区。

   蒲重良:这是一个时代交给我们这一代收藏类博物馆的课题。作为非国有博物馆,都是将自己的藏品无偿奉献给社会,这就是一个广州古鼎艺术品会和惠民的情怀,有了这一份情怀,有了丰富而深厚的藏品,才能为讲好湾区故事打下基础。

   幸运的是,我们的博物馆就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带,首先要利用藏品结合湾区人文故事,讲好湾区的文化内涵,让世界知道,湾区不仅经济繁荣,而且收藏文化深厚;同时发挥大湾区科技与制造的优势,把文创做起来,用新媒体和新零售等方式推广出去,使湾区的博物馆藏品文化与湾区创造一起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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